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就是企業管理當局在遵循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對外報告的會計收益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以達到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盈余管理是目前國外經濟學和會計學廣泛研究的課題。

1 基本概念

權威性定義

盈余管理是目前國外經濟學和會計學廣泛研究的課題。對盈余管理的概念會計學界存在著諸多不同意見。從以下兩個權威性的定義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義。

一是美國會計學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認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另一方面是美國會計學家凱瑟琳·雪珀(Kathehne SchipPer)認為，盈余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有目的地控制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盈余管理主要涵義

根據以上兩個權威性的定義，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備這樣一些涵義：第一，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它包括經理人員和董事會。盡管經理人員和董事會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對企業會計政策和對外報告盈余都有重大影響，企業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們各自作用的合力所決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體是企業對外報告的盈余信息 (即會計收益)。在雪珀的定義中，盈余管理不僅僅指對會計收益的調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對其他會計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對會計收益以外的財務數據的操縱并不具有普遍的意義，它所具有的經濟后果相對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將其納入盈余管理的范疇反而會影響對盈余管理本質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綜合運用會計和非會計手段來實現對會計收益的控制和調整，它主要包括會計政策的選用，應計項目的管理，交易時間的改變，交易的創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體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員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會成員所代表的股東利益的最大化。綜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業管理當局在遵循GAAP(或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對外報告的會計收益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以達到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

2 基本特征

對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內容和框架。根據前面的討論，盈余管理的基本特性包括：

影響

從一個足夠長的時段(最長也就是企業的整個生命期)來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減少企業實際的盈利，但會改變企業實際盈利在不同的會計期間的反映和分布。換句話說，盈余管理影響的是會計數據尤其是會計中的報告盈利，而不是企業的實際盈利。會計方法的選擇、會計方法的運用和會計估計的變動、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必然會同時涉及經濟收益和會計數據的信號作用問題。　這里所說的經濟收益與上段提到的企業實際盈利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盡管人們并不知道企業究竟有多大的經濟收益，但盈余管理最終還是離不開經濟收益這一基準。更何況在盈余管理研究中，人們已開始尋找某些指標如現金流量等并試圖在某種意義和程度上來反映經濟收益。應當注意到，無論是盈余管理在企業的實踐還是盈余管理的理論研究都非常關心會計數據的信息含量和信號作用。盈余管理所瞄準的方向正是會計數據的信息含量和信號作用。關于盈余管理的“經濟收益觀”與“信息觀”的地位和重要性，在不同的國家由于證券市場的發達和完善程度差異較大而表現出不同的特點。發達證券市場環境下的盈余管理，人們考慮會計數據的信息含量和信號作用就會多一些，其“信息觀”的重要地位也更加明顯些；相反，欠發達證券市場環境下的盈余管理，人們則容易拘泥于會計報告收益與經濟收益或其它法規決定的收益之間的偏差，其“經濟收益觀”的地位相應地更為突出。

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

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不難發現，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戲劇”中唱主角的無非是公司的經理、部門經理和董事會。無論是會計方法的選擇、會計方法的運用和會計估計的變動、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還是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最終的決定權都在他們手中。當然會計人員也加入其中，但應看作是配角。在這里，可以明確企業管理當局對盈余管理應當承擔的責任。

盈余管理的客體

盈余管理的客體主要是公認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此外，時間特別是時點的選擇也是盈余管理的對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時，我們必須同時具有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公認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等屬于盈余管理的空間因素；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和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則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時間因素。需要加以說明的是，盈余管理最終的對象還是會計數據本身。人們所說的盈余管理，最終也就是在會計數據上作文章。

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確又非常復雜

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確又非常復雜。所謂明確是指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獲取私人利益，這點是可以充分加以肯定的。盈余管理是與公眾利益、中立性原則相矛盾的。我們也應注意到，盈余管理的目的又非常復雜。

誰是盈余管理的受益者?這里的情況比較復雜。上面提到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盈余管理照顧的私人利益較多的情形是企業管理當局的利益，如經理的分紅、認股權以及晉升機會等。在許多新聞報道和研究文獻中，我們常常看到的盈余管理的受害者一般都是股東、低層的雇員，甚至包括政府。例如，丹斯基(J.Demski)的研究表明代理人可以通過盈余管理來傳達其擁有的高超管理技能，而實際上這些代理人可能并不具備會計報告盈利中所代表的管理技能。阿亞等人(Arya，A.，Glover，J.，S.Sunder)則發現盈余管理限制了委托人解雇代理人的傾向，還可以減少委托人對于代理人正常工作的干預。即使是企業管理當局的利益，對每一個盈余管理的參與者來說也不是利益均沾的。當然，盈余管理有時也照顧某些股東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利益表現形式也十分復雜。有的是直接的經濟利益如經理人員分紅的增加，有的是間接的利益如職位晉升、股價飆升，會計數據的信號作用也常常表現在這里。有的是立竿見影的，有的則要潛伏很長的時期。

正是由于盈余管理的目的既明確又非常復雜，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普遍認為，盈余管理是件壞事，它們還比較喜歡采用盈利操縱(earnings manipulation)的概念；而機會主義的管理者則認為盈余管理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會計學術界的許多研究也持這種觀點。

3 收益性

在會計學術界，盈余管理早期一般被理解為旨在有目的地干預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disclosure management)。對于這個定義，以下幾點需要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

盈余管理限定

把盈余管理限定在對外報告領域，而把管理會計報告以及那些意在影響或改變公認會計原則的活動(如游說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等排除在其討論之外。這樣考慮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便于討論。如果將盈余管理僅限于對外報告領域，在現行的公認會計原則和應計制下討論“干預”問題，則可以把對盈余管理的研究簡化許多。二是在1990年以前，會計理論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以對外財務報告為主。盡管當時人們就注意到報酬方案(compensation schemes)和部門經理的私人信息是激勵對內部管理會計報告進行操縱的潛在因素，但很可能是由于資料難得，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比較少見。那一階段比較多見的研究成果是盈余管理的技術，應計制下的會計政策、會計選擇與股票回報的關系等。難怪戴維森等人在其所著的《會計：商業語言》中，專辟一節討論“會計戲法”(accounting magic)問題，并給盈余管理下了一個更加具體而狹義的定義：在公認會計原則限制的范圍內，為了把報告盈利調整到滿意水平而采取有計劃行動步驟的過程。

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

在這個定義中，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獲取某些私人利益(private gain)。這里所說的獲取某些私人利益是與對外財務報告過程的中立性運作(neutral operation)相對立的。因為，現代財務報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中立性原則以及由此而來的財務報告的不偏不倚。盈余管理實質上是背離了中立性原則，由此造成對外財務報告有所偏重、有所倚靠。盈余管理的出發點在局部利益、部分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它無疑會損害公眾利益。

“實際的”盈余管理

在定義盈余管理時，并沒有倚賴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會計數據作為是信息的觀點進行討論的。在這個定義中，盈余管理在會計系統內，經理可以透過在公認會計原則范圍內的會計方法選擇和將某些給定的方法用特別的方式加以運用(如改變折舊資產的服務年限)來控制盈利。但事實上，盈余管理可以存在于對外披露過程的任何一個環節，也可以采用多種多樣的形式。例如，融資決策、投資或生產決策(如研發費和廣告費投放百分比的確定、生產線的增減、收購另一家公司)等都會影響企業某一期間的盈利。這些因素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可看成是“實際的”盈余管理。

傳統上，人們認為盈余管理是與經濟收益(有時也叫真實收益)有關的一個概念。在經濟收益觀(economic income perspective)下，有一些數據(譬如經濟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經濟收益之所以會被歪曲而成為會計的報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個影響因素是應計制會計和公認會計原則。應計制會計和公認會計原則也將導致會計數據與真實收益有偏差。當然，經濟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有意義地加以定義，在現實的報告系統中是見不到的。一般說來，經濟收益是看不見的。即使如此，在經濟收益觀下，人們還是要把看不見的真實收益作為衡量偏差的基準。

我們認為以信息觀(information perspective)來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義。在信息觀下，盈利僅僅是許多用作決策和判斷的信號中的一個。信息觀意味著會計數據的重要屬性是其“信息含量”(information content)這一統計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觀還假定公司經理擁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約下，公司經理不僅可以就會計程序作出選擇，而且還可以據此程序作出不同的估計。但在信息觀下，人們并不需要作為真實價值的盈利概念，與真實收益基準有關的計量偏差問題也不復存在。數據的真實價值在經濟收益觀下至關重要，但在信息現下則不再是第一位的屬性了。

隨著人們對盈余管理認識和研究的深入，特別是同時從經濟收益觀和信息觀兩個角度來看待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應當有一個更加全面和準確的概念。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盈余管理是企業管理當局為了誤導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對企業經營業績的理解或影響那些基于會計數據的契約的結果，在編報財務報告和“構造”交易事項以改變財務報告時作出判斷和會計選擇的過程。

4 契約溝通

激勵因素

在現實社會里，可以見到許多盈余管理的激勵因素，有的屬管理激勵，有的是政治成本激勵或其它激勵。在管理激勵中，既有分紅和晉升的誘惑，又有被解除職位的壓力。在政治成本激勵中，有許多針對政府管制而進行的盈余管理。此外，盈余管理還可被用作是資勞雙方討價還價的工具。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為如此，才有所謂以股利為基礎的盈余管理、以節稅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業的盈余管理、運用盈余管理進行風險管理、公司首次公開募股(IPO)時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許多阻礙的因素。注冊會計師審計、證券交易監管機構的監管、稅務稽查和股東大會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濫。但上述限制因素往往也受到成本效益原則的限制，因此從整體而言，盈余管理的激勵因素要比阻礙因素強勢得多。在世界各國，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公司上調或調低盈利，虛報營業收益的故事。例如，美國在線公司為開發潛在客戶群，免費給客戶贈送磁碟，之后將所有發生的費用資本化；而微軟公司則被指控通過遞延確認實際所得收入來下調盈利。在這方面，我國也有數不盡的例子，會計“打假”始終效果不明顯，說明大家還是不怕，盈余管理還是有很多激勵因素的。

在現代會計報告系統中，留有許多盈余管理的機會。公認會計原則還存在不少局限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雷維特(A.Levitt)1998年就曾在紐約大學法律與商學中心發表過題為“數字游戲”(number games)的演講，猛烈批評某些低質量的會計準則。應計制會計中的預計、攤銷等都很容易被利用作盈余管理。同時，不確定的經濟交易和會計事項也越來越多，對這些不確定經濟交易和會計事項的正確判斷也越來越困難。

盈余管理產生的兩個基本條件

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也為管理當局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一些條件。例如，現行的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契約，股東會、董事長與經理之間相互關系的制度規范仍存在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虛而入也就見怪不怪了。

通過深入的分析研究，一些會計學家進一步得出了盈余管理產生的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契約磨擦(contracting frictions)；另一個是溝通磨擦(communication frictions)。如果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沒有契約磨擦，他們之間的溝通也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并使用充分信息，盈余管理也就不可能發生。

在委托代理關系的模型中，人們常常事先設定一套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事實上，無論是管理契約還是報告規則都面臨隨著經濟和企業情況變化而變化的壓力。但是，由于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通常被看作是固定的、僵化的(即使有變化也還是跟不上經濟和企業情況變化的步伐)，會與現實的需要產生矛盾，因此盈余管理便應運而生。在這里，盈余管理常被用來解決由于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與現實情形發生磨擦所引起的問題，而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就成為盈余管理問題存在的內生變量。

僅僅用契約磨擦是無法完全解釋盈余管理的產生與存在的。人們之所以無法消除盈余管理，是因為信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最典型的是經理知道的東西，包括股東在內的其他人并不一定知道。信息不對稱阻礙了信息交流和溝通，經理也就不可能把他所掌握的全部私人信息傳遞出去。當然，有一些信息傳播是被法律禁止的。正是有了溝通磨擦，企業管理當局才會在盈余管理中大有作為。

需要說明，契約安排的修正并不能完全消除溝通磨擦。但是，如果經理把所有的私人信息都傳遞出去，并且又不會增加成本，可以預期，契約的安排將朝著有利于鼓勵真實地披露信息的方向發展。由此可見，溝通磨擦比契約磨擦對于理解盈余管理生存的條件還更有意義。

通過分析和研究以上解釋盈余管理生存的兩個基本條件，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結論：

結論1

盈余管理是現代會計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但盈余管理本身并不完全是一個會計問題。無論從其生存條件還是從其主體看，盈余管理涉及一系列的管理，甚至經濟問題。委托人與代理人契約的確立、修正和實施，信息不對稱都是經濟學和管理學中的重要研究內容，也是經濟管理面臨的棘手問題。

結論2

盈余管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條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可以預見人們不可能完全解決契約磨擦和溝通磨擦的問題。尤其是在信息交流方面，代理人永遠都會擁有一部分私人信息，這些信息永遠都不可能被委托人或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完全知曉。因為，法律不允許這樣做，成本效益原則也不贊成這樣做，技術上也還存在問題。因此，盈余管理將會繼續存在下去，透過法律、規則和人力是不可能把它完全消除的，除非市場經濟也不再存在了。

結論3

既然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無法透過法律、規則和人力去消除盈余管理問題，那么我們就應當對盈余管理的客觀存在有一個科學的觀念和正確的認識，用平靜的心態對待它。既不能讓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絕。社會要達成這種共識，投資者等委托人以及會計信息的其他使用者也要有這種認識。從社會的角度講，政府和有關社會團體有責任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特別是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證券市場，制定和完善規范會計報告的相關法律、制度和公認會計原則，加強外部監管。從企業的角度看，有關方面(如投資者、經營管理者等)要盡可能簽訂完善的契約、合同，代理人要樹立正確的商業倫理道德，依法經營、道德管理。此外，委托人以及會計信息的其他使用者還有必要掌握識別盈余管理的知識和技能，能根據其特定的決策需要對會計數據或報告盈利作出適當的調整。

5 實證研究

研究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在盈余管理研究的大量文獻中，可以將它們粗略地分成三大類。一是收益平滑。對收益平滑的研究著重于降低不同時期盈利的起伏，主要目的是方便未來盈利的預測并減小市場風險。二是基于契約觀點(contracting view)的盈余管理。研究發現，有的契約是以會計數據為基礎的，而另外一些則與會計信息有著隱含的聯系。其中，前者即顯現契約(explicit contracts)，有管理報酬計劃、債務協議、稅收和管制等。在研究中，一般都發現了上述契約影響盈余管理的支持證據。與會計數據間接有關的契約還包括勞資合同、代理人競爭和主管的變動、審計合約、對外募股、公司治理制度等。與第一類契約相比，這些契約與盈余管理的關系則要復雜得多。三是計量方法問題。

學術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在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兩個大的方面：

一方面，將盈利區分為操縱過的和沒有操縱過的部分。一般說來，公司的報告盈利由現金流量和對現金流量的會計調整兩部分組成，后者稱之為應計部分(accruals)。總體應計部分可進一步拆分為非主觀應計部分(nondiscretionary accruals)和主觀應計部分(discretionary accruals)。在這里要說明一下非主觀應計部分和主觀應計部分兩個概念。其中，非主觀應計部分秉承了創造應計會計的原本目的，即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使之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企業在特定時點的財務狀況和特定時期的財務成果。因此，非主觀應計部分是在尊重客觀經濟現實的前提下，對由于現金收付時點與交易事項發生時點不一致這一時差所產生的影響進行調整。這種調整是相對客觀的，強調的是尊重客觀經濟現實，是在公認會計原則的約束范圍內完成的。與非主觀應計部分相對應，主觀應計部分則是企業基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或某些特定時期通過對經濟交易的刻意安排和財務報告的刻意調整創造出符合其需要的報告盈利。這種調整可以利用公認會計原則的彈性在公認會計原則約束范圍內完成，但也可能超出公認會計原則的框架。在對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中，有四種主要模型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改進或衍生模型被較為廣泛的采用以度量主觀應計的希利模型（The Healy model)、迪安龍模型(DeAngelo model)、瓊斯模型(Jones model)和行業模型(industry model)。這四種模型的核心均在于對非主觀應計部分的假設或處理上。在希利模型和迪安戈模型中，非主觀應計部分從總體上看被假定為在各個考察期間保持不變，進而借由對比總體應計部分來判斷樣本在特定期間是否存在主觀應計部分。瓊斯模型和行業模型則釋放了非主觀應計部分在各個考察期間保持不變的假定，借助較長的時間序列或大容量的行業配對樣本，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等統計工具計量非主觀應計部分，是較為復雜但更精確的計量模型。

另一方面，對盈余管理的種種情形進行解釋。例如，有的被解釋為管理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在管理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中，又有多種具體的解釋，如報酬契約、代理人競爭和債務契約等。有的被解釋為政治成本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中，也存在多種多樣的具體情況，如院外游說、政府管制，甚至勞資談判。此外，還有其它一些特殊的解釋，如以股利為基礎的盈余管理。以節稅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業的盈余管理、運用盈余管理進行風險管理、IPO過程的盈余管理等等。

研究意義

在過去的20年間，有一大批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成果發表。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不僅對會計實務和公認會計原則的制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還大大地促進了現代會計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的發展。其意義主要有：

1.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加深了人們對應計制會計的認識，對現金流量表的推廣應用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現金為王”(cash is king)的觀念在工商管理界非常普遍。現金流量表和“現金為王”的觀念為什么會在80年代末期開始流行開來，自然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但也與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密切相關。因為，通過研究發現了大量的人為地操縱盈利的行為，會計數據成為數字游戲。通過研究還發現了操縱盈利的行為主要是來自企業管理當局對應計制會計的局限性的過分利用，鉆了很多應計制會計的空子。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人們將現金收付制發展成現金流量基礎(cash basis)。

2.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加速了公認會計原則的完善和發展，尤其是表現在增加對外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方面。前面談到，溝通磨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條件之一。為什么會有溝通磨擦，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代理人知道的很多信息，委托人可能知之甚少。要改善這個問題，增加對外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是必不可少的。近年來，各國公認會計原則和國際會計準則的修訂、新準則的立項和制訂都是朝著這一方向發展的。

3.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不僅自身成為現代會計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大大促進了現代會計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的發展。據《會計與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7年所做的一項統計，發表在該雜志上有關“契約”話題的論文1979-1986、1987-1991、1992-1996年間總共分別為28、25和49篇，占該雜志同期發表論文總數的35%、29%和48%。在這些有關契約話題的論文中，直接采用實證方法研究管理報酬(management compensation)契約的就分別有11、4和12篇。由此可見，盈余管理實證研究本身就在現代會計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也促進了會計與資本市場、審計、盈利預測、行為會計以及所得稅會計等領域的研究。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還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組織行為與控制、績效評估與報酬計劃、證券市場監管等一系列理論與實務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會計學術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也還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為主要的問題是：各種各樣的盈余管理實證研究的結果迄今還有非常大的差別。主要原因有：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中采用了不夠嚴密的方法將盈利劃分為操縱過的和沒有操縱的部分；對盈余管理的大多數實證研究都只限于某一時期或某一項目；對盈余管理的解釋太狹義；代理人隱瞞其操縱盈利的手法，不利于收集盈余管理實證研究所需的數據；委托人自愿讓代理人隱瞞信息；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兩個或多個因素導致的，目前大多數的實證研究只著重于一個因素，研究結果當然不夠理想。可以預期，未來的盈余管理研究不僅要進一步解決以上問題，而且還要特別注意研究盈余管理對股價和資源配置的影響。

6 目的

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

毫無疑問，企業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即獲取私人利益。一般認為，通過盈余管理獲取私人利益的主體是掌握企業管理權的高級雇員，包括總經理、部門經理和其他高級主管。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制企業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為基礎的，公司的大股東可能并不參與日常經營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權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級雇員。由于管理者與股東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他們都有各自的小算盤。因此，委托--代理關系一經建立，"道德風險"、"信任危機"等問題也將隨之產生。為使二者的目標趨于一致，委托方(股東)通常采用業績--報酬激勵的方式來促使管理者盡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勵機制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動迅速向股東的目標靠攏；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積極地謀求任期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報酬最大化、更多晉升機會等。為此，管理者就有動因采用盈余管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凈利潤低于獎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進一步降低凈利潤。這樣，下一年度得到獎金的概率就會增加。相反，如果凈利潤高于獎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計算報告利潤時就會盡量去除超過上限的部分，因為這部分利潤得不到獎金。只有當凈利潤在獎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間時，管理這才會有增加報告利潤的動機。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會選擇有利的會計政策調增報告利潤，以獲取最后一次高額獎金。同樣，業績較差的企業管理者在任期將到時，為防止或推遲被解雇，也會利用盈余管理來粉飾真實業績。但是，一旦管理者的變動得到確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當期利潤，以增加未來盈利的可能性。在實行承包制的企業中，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以達到獲取個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報酬與會計利潤掛鉤的制度原本是用來消除股東與企業管理者之間的"信任危機"，但實施的結果卻是事與愿違，非但沒有消除危機，反而加深了危機。最終的結果是管理者通過盈余管理獲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東、底層雇員卻成了名副其實的受害者。

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

管理當局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終目的，在實施盈余管理過程中又會有一些具體目的。與其終極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一般是以促進企業發展為中介，以達到公司規模擴張之后管理者報酬的增加、在職消費層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發展等終極目的的實現。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一般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籌資目的。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籌資，當公司首次發行股票時。《公司法》對企業有嚴格的規定，如必須在近三年內連續盈利，才能申請上市。為達到目的，企業便采用盈余管理，進行財務包裝，合規合法地"騙"得上市資格。同時，經過盈余粉飾的報表還有助于企業獲得較高的股票定價。再如上市公司準備配股的時候。中國證監會的有關文件規定，公司"最近三年內凈資產收益率每年都必須在10%以上，屬于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類的公司可略低于9%"。為了達到配股及格線，上司公司便會積極利用盈余管理調整凈資產收益率以達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稅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稅目的是十分明顯的。"合理避稅"之所以成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的稅法體系還不十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頗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的選用上有較大的靈活性。比如我國企業所得稅實行25%的比例稅率，同時又規定了兩檔照顧性稅率，對企業管理者而言，稅法的規定便為其開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彈性空間。管理者會通過選用適當的會計政策和方法調減應納稅所得額，從而有資格按照顧性稅率繳納所得稅。

三是獲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業面臨著與會計數據明顯正相關的嚴格管制和監控，一旦財務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業就會招致嚴厲的政策限制，從而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為了避免發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會設法降低報告盈余，以非壟斷等形象出現在社會公眾面前。如微軟公司就曾通過遞延確認實際所得收入來下調盈利，以逃避美國反壟斷機構的指控。

四是規避債務契約約束的目的。債權人與企業簽訂債務契約是為了限制管理者用債權人的資產為企業獲利但卻有損于債權人利益的行為。通常包含一些保證條款以保護債權人利益，如不能過度發放股利、不進行超額貸款、計提一定比例的償債準備金等等。有些商業銀行甚至規定不得向虧損企業貸款。這些都使得企業不敢輕易違反有關條款，否則會招致很高的違約成本。如果企業的財務狀況接近于違反債務契約，管理者就有可能調增報告利潤，以減少違約風險。盈余管理就成為企業減少違約風險的一個工具。

7 相關圖書

《論公司盈余管理》

作者：孫紅梅 來源：山東商業會計

摘　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資本市場的日益發展,西方許多國家曾出現過的盈余管理問題,不可避免的也出現在我國。盈余管理就是企業管理當局在遵循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對外報告的會計收益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以達到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其終極目的在于獲取私人利益,具體目的為籌資、避稅、獲取政治資本以及規避債務契約約束等。盈余管理有諸多表現形式,可以通過完善會計規范、加強審計監控和加大監管力度等進行防范。本文除分析了盈余管理的涵義外,還討論了盈余管理的特征、存在原因、方法及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盈余管理的治理對策。

關鍵詞:盈余管理;基本特征;治理對策

引言

在學術界,盈余管理是一個有20年歷史的研究話題,作為財務揭示的熱點話題,受到中外會計學者的廣泛關注,其基本理論正日漸成熟、日趨完善。在研究時我們必須弄清楚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論問題。

盈余管理的涵義

在會計學界存在著不同的盈余管理定義,按照美國會計學家凱瑟琳·雪普的定義,盈余管理實際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控制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而另一美國會計學家斯考特認為盈余管理是“在GAPP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隨著人們對盈余管理認識和研究的深入,盈余管理有了更加全面和準確的概念,根據研究分析,我們認為:盈余管理發生在管理當局運用職業判斷編制財務報告和通過規劃交易以變更財務報告時,旨在誤導那些以公司的經濟業績為基礎的利益關系人的決策或者影響那些以會計報告數字為基礎的契約的后果。這個定義的幾方面值得討論。第一,管理當局在編制才財務報告時實施職業判斷的方式多種多樣。例如,為了對大量的未來經濟事項,諸如長期資產的預期壽命和殘值、遞延稅款、壞賬損失和資產減值進行估計,都需要職業判斷。為了報告同一經濟業務, 管理當局也必須在被允許的會計方法之間(諸如直線折舊法和加速折舊法,存貨成本計價的后進先出法、先進先出法和加權平均法)作出選擇。管理當局必須在確認期間費用或遞延支出(諸如研究與開發費用、廣告費和維修費用)之間進行選擇。最后,他們必須決定如何規劃公司交易,例如,可通過規劃公司合并使之符合權益入股法或收買法,通過規劃租賃契約將租賃負債在表內列示或表外披露,通過規劃股權投資以避免或編制合并報表。

需要指出的第二點是,定義認為盈余管理的目標是誤導那些以公司的經濟業績為基礎的利益關系人。如果管理當局認為利益關系人無法發現其盈余管理行為時,則會發生盈余管理。如果管理當局掌握了外部利益關系人根本無法掌握的信息,以致盈余管理不可能被外界所識破,因而會發生盈余管理。再者,利益關系人可能會預期(并容忍)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

對盈余管理基本特征的研究有助于把握盈余管理研究的內容和框架。根據以上定義,結合理論界對該問題的探討,盈余管理的基本特征包括:

1.從一個足夠長的時段(最長也就是企業的整個生命期)來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減少企業實際的盈利,但會改變企業實際盈利在不同的會計期間的反映和分布。換句話說,盈余管理影響的是會計數據尤其是會計中的報告盈利,而不是企業的實際盈利。會計方法的選擇、會計方法的運用和會計估計的變動、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都是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

2.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不難發現,在盈余管理的每一幕“戲劇”中唱主角的無非是公司的經理、部門經理和董事會。無論是會計方法的選擇、會計方法的運用和會計估計的變動、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還是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最終的決定權都在他們手中。當然會計人員也加入其中,但應看作是配角。在這里,可以明確企業管理當局對盈余管理應當承擔的責任。

3.盈余管理的客體主要是公認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等。此外,時間特別是時點的選擇也是盈余管理的對象之一。在研究盈余管理時,我們必須同時具有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公認會計原則、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等屬于盈余管理的空間因素;會計方法的運用時點和交易事項發生時點的控制則可看作是盈余管理的時間因素。需要加以說明的是,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綜合運用會計和非會計手段來實現對會計收益的控制和調整,因此盈余管理的最終對象還是會計數據本身。人們所說的盈余管理,最終也就是在會計數據上作文章。

4.盈余管理的受益者是企業管理者,有時也照顧某些股東的利益,但受害者通常是政府,如少交稅款或拖延稅款的繳納。收益者的利益表現形式也十分復雜,有的是直接的經濟利益如經理人員分紅的增加,有的是間接的利益如職位晉升、股價飆升。有的是立竿見影的,有的則要潛伏很長的時期。

盈余管理存在的原因

盈余管理行為雖然是在公認會計準則的范圍內,但是在多數人的心目中,盈余管理行為是一種不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它畢竟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而且股東在與經理人員訂立契約時,已經估計到了經理人員會進行盈余管理,那么為什么股東還會允許其存在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其他契約的推動

在構成企業的契約關系中,企業與債權人之間簽定的契約稱為債務契約。在訂立債務契約時,債權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防止企業經理層采取損害其利益的行為,如增加舉債的規模,將借款用于風險較高的項目,發放大量現金股利等,往往會在契約中訂立一些保護性的限制條款時,對一些重要的財務比率進行限定。企業為了獲得債權人的貸款,在其財務報告數字違反或將要違反契約規定的限制性條款時,便會通過盈余管理來降低違約風險。這時,企業經理層的努力與股東的目標是相一致的,而且經理層具有信息優勢,能夠更好地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因此,對于股東來說,需要經理層為實現目標而努力。

2.盈余管理的正面作用

會計信息的披露是企業經理人員向外部傳遞內部信息的工具之一。相對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公司經理層擁有更多的有關公司未來盈利能力的內部信息,對于有利的內部信息,公司經理層愿意傳遞給股東,這時他們會主動采取盈余管理行為,調整盈余,以向股東傳遞有用的價值信號,使會計盈余信息更能反映公司的市場價值。

另一方面,由于企業所面臨的經營環境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股東與經理層之間的契約總是具有不完全性和剛性。有效契約理論認為企業經理層通過盈余管理行為可以靈活面對契約的不完全性和剛性。降低契約成本,提高企業的市場價值。

盈余管理的方法

盈余管理主要是一項會計行為,但其手段并不只局限于會計方法。歸納起來,有以下六種:

1.利用會計政策的變更。會計政策的變更是最常見也是最原始的盈余管理方法。一般的說,由于企業及其所面臨的經濟環境各不相同,對有些業務的處理,會計準則給了企業管理者一定的變通機會(如對存貨計價方法的選擇)。再加上我國的會計準則并未給企業政策的“再選擇”設定太高的“門檻”,能讓企業獲取額外的收益。這種高收益、低成本的機制驅使企業隨意變更會計政策。

2.利用應計項目的管理。現行會計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理論,雖然較好地解決收入與費用的配比問題,但產生了很多待攤項目和應計項目,企業可以通過提前確認收入和遞延確認費用來調增利潤,相反亦然。隨著現代企業經營環境不確定性的增加,應計項目的確認將具有更大的彈性,從而給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3.利用對交易事項時點的確認。企業可以通過提前確認營業收入,推遲確認本期費用來提高當期盈余;反之推遲確認收入,提前確認費用以降低當期盈余。通過改變交易時間和創造交易來操縱利潤,是一種非會計的盈余管理方法,頗受企業經理人員的青睞,而且新的更加有效的方法正不斷出現。

4.利用關聯交易。關聯方之間由于存在控制關系,往往不以公平價格進行交易,為會計核算工作帶來了盈余管理的空間。企業與關聯方之間采用高于或低于正常交易價格進行交易,以達到提高或減少企業收入的目的。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都是國有企業改制而來,或是將企業的一部分抽出來加以改制,因此,上市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有著唇齒相依、千絲萬縷的關系,再加上資源的稀缺,很多上市公司利用關聯方交易來調節利潤。

5.利用資產重組,以達到美化報表的目的。企業為了“美化”當期的業績,可能進行一些有盈余的一次性業務。一次性沖銷就是在會計政策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把損失和費用在本期予以確認,以求在后續年度內實現較高的會計利潤。如我國證券法規定,公司連續三年虧損將暫停或停止其上市資格,上市公司可在會計法規和政策允許的情況下采取在某年作巨額沖銷,然后在后續年度連續盈利的盈余管理策略。

6.虛構交易或虛增資產。如在年度末虛構未發生的銷售、退貨交易,利用資產評估虛增資產等。

盈余管理的影響

對于盈余管理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必須科學地評價,要明確一個界限,盈余管理與會計造假有區別:前者是在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許可的范圍內,后者則超出了準則和制度許可的范圍。因此,盈余管理是一個中性概念,掌握盈余管理的技巧是財務經理水平的體現;會計造假是貶義概念,使用會計造假的手法是財務經理道德敗壞的體現。

如前文所述,從某種程度上說,盈余管理有其積極的作用:首先,根據契約論,在收益“硬約束”的條件下,在未來不確定的情況下,給予管理者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間,可以降低契約成本,還可以使管理者對預期或突發事件做出快速反應,進一步激勵他們的創新能力,從而較好地克服合同的不完備性和固定性,保護企業管理者自身的利益;其次,由于管理者掌握了大量的內部信息,若要以報告的形式把這些復雜且專業化強的信息傳遞給投資者,代價很高,盈余管理則能通過“利潤均衡化”手段傳遞企業原本無法傳遞的內部信息,從而有助于減少因資本市場激烈波動對投資者決策行為的影響。

雖然盈余管理有上述積極作用,但如大量地使用盈余管理的會計方法,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首先,降低了財務報表信息的可靠性,對會計信息按照其管理目標的需要進行“加工、改造”,使所反映的企業業績同企業經營實際相脫節,盈余管理使報表上的盈利信息成為數字游戲,從而使整個財務報告的可靠性值得懷疑,對外部會計信息使用者和決策者失去有用性;其次,對企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風險性,盈余管理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管理者甚至是企業的利益,但如果盈余管理行為一直得不到約束和監督,會形成一種不良行為定式,即通過盈余管理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創新努力而獲取高額利潤且極大損害了資本提供者的利益,如果這種現象在社會上蔓延且成為常態,會導致資本市場和借貸市場失靈,不僅使管理者預期的目標難以實現,還會影響企業的聲譽和形象,給企業以后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最后,由于盈余管理主要來自管理者的經濟利益驅動,而其經濟利益與投資者、債權人及國家的利益存在不一致性,因此,在很多情況下,盈余管理會損害投資者、債權人和國家的利益。

盈余管理的治理對策

對于盈余管理,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且適度的盈余管理是一個企業不斷走向成熟的標志,說明企業的有關利益主體會采取合法手段來追求自身利益的實現,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因而政府在治理企業盈余管理行為時,應不斷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契約,而不是一味地打擊和壓制。

1.建立和完善高質量的會計準則體系。盈余管理往往是在會計準則未明確規定或規定含糊不清時發生。現有會計準則允許過多的選擇,有關規定不夠具體明晰,缺乏可操作性,這就給管理當局操作盈余提供了機會。我國之所以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嚴重,除了體制上的原因外,缺乏一套健全的會計準則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應當參照國際慣例,進一步修訂完善會計準則,盡量減少會計準則中可供選擇的會計程序和方法,壓縮會計政策的空間范圍;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新問題的涌現,如一些非財務信息的披露等,需要會計準則及時進行補充修訂和不斷完善。

2.加強審計、提高審計質量。審計是會計信息質量保證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審計可以提高會計信息的可信度,減少虛假會計信息。但遺憾的是,現有的CPA審計遠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出于種種私利,CPA往往屈從于被審計單位的意圖,喪失其獨立性,甚至發生審計合謀行為。筆者認為,要使審計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看門人”,首先應加強審計準則建設,建立一套能有效規范審計業務的準則體系;其次要提高注冊會計師的素質,包括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素質;第三要加強審計的獨立性,真正做到經濟、工作和精神獨立。同時,審計職業界、證券監督部門、財政部門等要加大對審計舞弊行為的處罰力度,嚴懲欺詐行為。

3.改革現有關于上市、配股、停牌等規定。目前關于配股的條件只有“最近三年凈資產收益率每年均在10%以上”一條規定,由于指標單一,配股權對上市公司有利,因而上市公司往往利用會計信息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備性來對利潤進行操縱,以獲取配股權。有關實證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存在為取得配股而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同樣,摘牌的條件是“連續三年虧損”,這樣有些公司便可能通過盈余管理先多攤多轉費用,為第三年“轉虧”作準備,以避免摘牌。為了避免公司連續三年虧損而受到證券監督部門的管制,虧損公司常在虧損年度及其前后年度,普遍采用應計利潤項目管理調增或調減收益。對此,應當建立一套指標體系,避免由于指標的單一性而使管理當局容易進行利潤操縱。

4.提高會計人員的理論水平。我國會計人員要提高會計理論水平重要的是要理解在特定的環境中某些會計理論所帶來的經濟后果和經濟影響,能區分盈余管理和會計造假的界線。會計人員應加強對會計理論,特別是對基本會計概念框架的學習,真正做到向企業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企業相關和可靠的會計信息。

5.改革現行企業業績考核制度和管理者報酬、聘任制度。現行企業業績考核往往過分注重利潤指標,而利潤是根據權責發生制計算出來的,極易發生應計項目管理。因此,應當建立一套切實有效的長期和短期相結合的業績評價指標體系,并可采用經濟增加值、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等作為核心指標。在干部的聘任制上,應注重多方面的考核,在聘任前和離任前應當加強審計,防止“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不良現象的發生。目前國有企業的報酬與企業的價值相脫節,經理為了獲取報酬,往往不考慮企業長期發展的要求,作出能增加企業當期盈余但無助于提高股東財富的決策,同時也易發生利潤操縱行為。對此,應當改革以固定工資為主體的報酬制度,增加風險收入的比重,將經理的報酬與企業, 的業績聯系起來,具體可以采用業績股份、經理股票期權、增值權益等激勵方式,這樣既可協調經理與股東的利益沖突,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經理的利潤操縱行為。

6.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所謂公司治理結構,是指影響公司管理行為的各方面當事人之間基于合約關系而形成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包括通過競爭所形成的外部治理結構如資本市場、經理市場、兼并市場等,和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所組成的內部治理結構。從外部來看,我國尚未建立起發育完全、運作規范的股票市場,經理市場尚未形成;從內部來看,國有企業存在所有者缺位現象,作為資產終極所有者的國家獨立在企業外部,《公司法》所規定的各機構相互制衡的機制也遠未發揮作用,董事會、監事會在很大意義上形同虛設,導制內部人現象嚴重,經理控制了會計信息系統,而會計人員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不得不聽命于經理,操縱財務報告,提供虛假信息。因此,要防止盈余管理的泛濫,必須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應當健全董事會,在董事會中引入獨立董事;建立審計委員會,負責對公司經營和財務活動進行審計監督,負責CPA的聘任和交流;建立董事會與管理層之間一種基于合約的委托書規定雙方的責權利關系。同時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和培育經理市場,使內部監控機制和外部監控機制兩方面都能充分發揮作用,對經理的財務報告行為實行有力的監督。